第77章商鞅变法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春秋战国是百家争鸣的时代，这个时代人才辈出，其中法家的崛起速度发人深省。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，商鞅通过改革，使弱小的秦国一跃成为能与齐、楚抗衡，争雄于天下的大国，可谓劳苦功高。
　　
　　乱世有一个优点，即可以不拘一格任用人才，这为贫寒子弟向上流动提供了道路。在战国时期，一个人只要有才华且有雄心壮志，就不会被埋没。商鞅早年由于没有遇上明主，所以郁郁不得志，差一点枉死在魏国。商鞅渴望使尽平生所学，立名于当世，立功于后世。所以，当他听说秦孝公为重振秦穆公的霸业而下令遍寻天下贤才时，商鞅毅然离开让他彻底绝望的魏国，只身前赴当时还是弱小的秦国。
　　
　　商鞅本姓公孙，名叫鞅，他是卫国国君某姬妾所生之子，后来之所以被称为商鞅是因其在秦国封地的缘故。
　　
　　秦国虽然弱小，地处偏远，但像商鞅这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想见秦孝公一面也是很难。为了理想抱负，商鞅俯身低就求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引见自己。
　　
　　第一次见到秦孝公，商鞅言辞恳恳，孝公却昏昏欲睡，没听进商鞅的一言半语。事后，秦孝公责备景监，说他推荐之人乃迂腐呆滞之徒。
　　
　　景监也很无奈，这时商鞅再次求景监引见，景监对商鞅还抱有一线希望，所以再次答应了商鞅的请求。第二次召见，秦孝公懵懵懂懂，觉得商鞅说得有理，但不合他的心意。景监被秦孝公责备后，将商鞅当做出气筒。商鞅说，他用称王之道开导秦孝公，但是秦孝公急于求成。事不过三，经过两次交谈，商鞅已经完全探知秦孝公的心愿，请求景监第三次引见。秦孝公第三次召见商鞅，果如商鞅所料，他很信服商鞅的话。
　　
　　原来秦孝公复业心急，复仇的心更加殷切，渴望在有生之年称霸中原，重振秦穆公的雄风。古语云，欲速则不达。欲成大事，而又想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办成，唯有施行霸道。
　　
　　后来，秦孝公召见商鞅几次，商鞅都用称霸之道开导秦孝公。秦孝公对霸道很痴迷，所以与商鞅交谈时，他会不知不觉移席靠近商鞅，不厌其烦地听其讲解。
　　
　　法家注重的是刑罚之学，商鞅知道法家的弱点，即威严过重，缺少恩德。但诸侯国争战不断，商鞅久不得志，加之秦孝公诚心重用，他只能赌上一把，利用严刑峻法，在最短的时间内增强秦国国力。
　　
　　面对疲弱的秦国，商鞅要辅助秦孝公称霸，力图一改旧貌只能施行变法。但商鞅变革遭到了保守派甘龙和杜挚的反对。
　　
　　商鞅告诉秦孝公，心思犹豫不决则必然拖累行动，如果行动不果敢，则必然劳而无功。见解高远的人不会拘泥于俗见，而见解独到的人也未必会得到众人的认可。愚昧的人不会事先谋划，即使事情成功了，他们也不明所以；相反，聪明人谋事于未萌，料事于未发，对前因后果清楚明了。
　　
　　这一席话的意思是，拘泥于俗见的人并不值得与他们商议变革大事，因为他们只会遵循过去的礼法，不懂创造。
　　
　　甘龙等老臣过于尊崇过去的礼法，认为流传下来的老规矩才是治理国家的良策。甘龙说，“圣人不会通过改变民俗来教育百姓，有智慧的人不会胡乱更改祖上礼法。顺应过去的民俗以教育百姓，不用劳神费心就能成功，沿袭祖上礼法治理国家，百姓的生活才会有序，行为才会有依据，天下才会安定。如果擅自变法，天下必然大乱。”甘龙是保守派，不仅不主张变法，还认为变法会带来不利的影响。
　　
　　变法的确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，遭到他们的反对，但如果一贯安于现状，唯祖上之命是从，则只会守成，无法壮大国力。甘龙的观点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。
　　
　　为反驳甘龙的观点，商鞅朗声说道：“聪明人负责制定礼法，愚蠢的人不知变通，天生注定是被聪明人的礼法约束的命。贤能的人懂得因势变更法度，无能的人蠢笨如石，只会傻傻坚守，全然不知因时而变。”
　　
　　这几句话，字字如利箭射中甘龙的要害，甘龙无言以对。商鞅话锋逼人，霸气凛然，老臣杜挚起身反驳。
　　
　　杜挚的意思是，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，最好不要贸然变更礼法；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，最好不要更换国家旧器。坚守祖上礼法不会有过错，让百姓安于俗见不会出现偏漏。如果当冒失鬼，肆意妄为，难免扰乱天下。
　　
　　杜挚的话不是没有道理，但如果只因惧怕变法会带来不利影响而一味排斥，势必会丧失变法的最佳时期。
　　
　　面对这两个顽固派，商鞅越战越勇，他说道：“治世不一道，便（变）国不法古（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）。”这话的意思是，治理国家并没有亘古不变的礼法，只要有利于国家，旧的礼法是可以被超越的。
　　
　　春秋五霸都是先经历国内变革才先后称霸，秦穆公称霸就得益于五羊大夫的辅助，最终成为一方霸主。秦孝公立志图强，苦无善策，商鞅才高志大，秦孝公自然极力支持。
　　
　　两千年前的“真人秀”
　　
　　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，诸侯国以利相交，彼此毫无信誉可言。百姓遭受接连不断的战火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过着有今天不知明天的日子，他们渴求安定的生活。
　　
　　百姓只求温饱，不能与商鞅等人谋划变革大事，但社会的变革最终要体现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，他们才是变革的最终承担者。如果国家脱离百姓，只有上层变革，那无论这个国家的上层如何先进，它都只是一只纸老虎。
　　
　　商鞅意识到颁布新法如果得不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，贯彻执行起来势必困难重重。在农耕社会，百姓是决定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因素。商鞅虽不相信人民的智慧，却相信人民的力量。为了保证新法在百姓中顺利地进行，商鞅认为必须取信于民。
　　
　　为了取信于民，商鞅在秦国国都城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，下令说，只要有人搬木头到北门，国家赏赐十金作为报酬。
　　
　　搬动一根三尺长的木头，赏赐十金，做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却付如此高的酬劳，百姓初时并不相信。很多百姓站在城门外观望，不知商鞅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观望者越来越多，却仍无人向前搬动木头，商鞅增加赏金到五十金。
　　
　　作为智识超凡的大才，商鞅不仅对刑罚深有钻研，对人性更有一套独特的见解。大概而论，儒家信奉人性本善，要求朝廷不要肆意干预百姓，相信百姓会朝善的一面发展。与儒家不同，法家觉得人性本恶，认为百姓需要朝廷严加管理，否则人必趋向坏的一面。
　　
　　当时，人皆趋利避害，很少有孟子所谓的“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”（《孟子》）。首先，经过春秋、战国之乱，作为人们行为准则的周礼已经彻底崩溃了。社会上层将周礼当做实现目的的幌子，社会下层直接视周礼如无物。为了生存，很多人都是苟且偷生，内在的道德观已经崩溃。
　　
　　商鞅将赏金从十金增加到五十金，就是想以重利诱导百姓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赏金加到五十金后，百姓人头攒动，三三五五，交头低声商议。人人跃跃欲试，但仍无人敢出来搬木头。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，人群里终于走出一个人，他说：“让我来试试。”说着他就把木头扛起来，将其搬到了北门。商鞅果真派人赏给那个扛木头的人五十两黄金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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