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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百零三章 一个违背祖宗成法的艰难决定

  第七百零三章 一个违背祖宗成法的艰难决定 (第1/2页)
  
  朱翊钧对钱塘姚氏之行非常满意,相比较只知道收租的势要豪右,朱翊钧更喜欢这些利润为导向的新兴资产阶级,对于皇帝而言,新兴资产阶级无疑是非常危险的,因为他们一定会对旧贵族索求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,矛盾爆发无可避免。
  
  可对大明当下阶段而言,最危险的不是新兴资产阶级,而是腐朽的、陈旧的、不思进取的、生产关系仍然是强人身依附的乡贤缙绅。
  
  民族的、新兴的资产阶级一定会吹响封建帝制的丧钟,但这些乡贤缙绅会吹响大明的丧钟,面对迫在眉睫的危机,朱翊钧没有选择守旧的乡贤缙绅,这不是选择问题,政治的逻辑素来如此,只顾眼前。
  
  能顾眼前已经很不错了,更多的时候,连眼前这摊子事都不好处理。
  
  朱翊钧回到了西湖别苑的时候,对这次调研进行了总结,他忽然抬头说道:“姚老板不老实啊,他藏私了。”
  
  “他居然敢欺君!”冯保面色巨变,厉声说道,是时候,让姚立言尝一尝封建专制的铁拳了!
  
  朱翊钧笑着说道:“远没到欺君的程度,大抵是太紧张忘记了,就是身股、个股不断的扩大,银股不断地缩小,最终他投资的所有工坊,都不姓姚的问题,其实姚老板,少说了一项,这么做是有好处的。”
  
  “好处?”冯保一脸迷茫,辛辛苦苦的创业,好不容易顺风顺水的扩大了规模,眼看着回头钱越来越多,最终却失去了所有权,陛下居然说有好处?
  
  这是违反常识的,但的确如此。
  
  朱翊钧用钢笔在纸上写了三个词,对着冯保说道:“是的,官厂有的毛病,民坊同样也有,而且缺少强而有力的手段,会更加严重,朕说的就是官厂根深蒂固的臃肿、僵化和贪腐。”
  
  “这其实是工坊扩张到一定规模必然会出现的问题,但在工坊扩大到了一定程度之后,就会变成一个泥潭。”
  
  民坊也有贪腐问题,当初张四维盘账的时候,惊恐的发现,掌柜、账房这些实际的经营者,直接贪了他们家超过五成的利润,通过种种手段,趴在他们家生意上吸血,而且还不能查,只要稍微深入去查一查,就发现妻子、妾室的小舅舅,不争气的弟弟弟媳,甚至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,趴在上面吸血。
  
  臃肿是冗员,这些个掌柜、二掌柜、大把头也有自己的亲戚朋友,会往里面安插人员,而后这些亲戚朋友之外还有亲戚朋友,除了亲戚朋友之外,吃空饷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,而且还不能裁撤,有关系的不会被裁。
  
  结果就是越裁员,吃闲饭不干事儿的‘冗员’比例越大。
  
  但这都是冗员问题里的小问题。
  
  为了防止贪腐、吃空饷这类的事儿,就需要养一支人员庞大的行政,这才冗员的重灾区,这些行政,账房、人事、审计等等人员,往往会超过生产者的数量,而且无法获得想要的效果,这些不事生产的人,反而会沆瀣一气,同流合污,一起向下压榨。
  
  臃肿之后必然僵化,一件事东家拍板了,结果一个月过去了,东家再问的时候,事情居然还没有办,因为要走流程,但是流程走到哪里了,没人清楚,而且臃肿一定会带来的问题就是裙带、姑息之弊,你上面有人,我上面就没人了?内斗就开始了。
  
  到了年终的时候,东家看着所有人的考成,都是上上评,可是一看银库,空空如也。
  
  而姚立言的银股稀释,反而有效的避免了这种‘大工坊病’的危害,不是没了这种病,而是姚立言已经在上升期赚够了钱,跑路了!
  
  这就是姚立言这种身股法一个看不见的好处,事实上,姚立言最初参股的纸坊,已经暴露出了类似的问题,当初和姚立言一起出走,办纸坊的大工匠,已经在纸坊搞起了拉帮结派,但姚立言在那家的纸坊,已经没有了任何的银股。
  
  银股不断稀释,最后将银股以一个合适的价格出售,就是姚立言这些年的玩法,他追求的就是利润最大化,而不是所谓的江山永流传,大工坊病,根本追不上姚立言逃跑的速度。
  
  臃肿、僵化、贪腐,工坊都不是我的了,我管你有什么病。
  
  这种病其实很简单,就是一个和尚挑水喝,两个和尚抬水喝,三个和尚没水喝,姚立言就是在三个和尚没水喝之前跑路。
  
  “而且姚老板似乎还忘记了说一件事,他的银子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银子,他名下的商帮,有好多其他浙江商贾的银子,他手里的银子,至少有十七家之多,松江府、南衙都有。”朱翊钧也看了一部分的总账,发现了姚立言的另外一个身份,他还是那个经纪买办,他控制的商帮,背后也有势要豪右。
  
  一切歧视的源头,姚立言被浙江地面势要豪右排斥的主要原因,他的身份依旧是卑贱的商贾、经纪买办,狗腿子还想上桌吃饭?
  
  姚立言只想赚钱,而不是耕读礼乐传家,被乡贤缙绅、势要豪右本能的排斥。
  
  “不能再大了,再大他就该死了,限制一下他的规模吧。”朱翊钧回答了申时行最开始提出的问题,要不要稍微限制一下姚立言的规模,朱翊钧给了答案。
  
  姚立言商帮的规模再继续扩大下去,恐怕就会被人摘了桃子,姚家门前的石鼓僭越,还是最明显的一个雷,还有没有姚立言没有看到的、更深层次的雷,那就不得而知了,显然不知道多少双眼睛在等着收割他,杀猪过年的不一定是皇帝。
  
  姚立言对自己的情况,应该是有些了解的,所以姚立言在拿到大明皇帝的大氅和亲笔御书的时候,才会喜极而泣,那根本就是一道护身符。
  
  “这次调研,对接下来的投资,有很大的启发。”朱翊钧终于写完了这次的姚家生意调研报告,非常确信的说道:“大明内帑、国帑的投资,银股占比必须要超过51%,这是不容商量的,皇朝投资,和民坊投资不同,民坊投资是以利润为导向,而皇朝投资,则是以权力为主要导向,利润为辅。”
  
  朱翊钧确定了皇帝和朝廷投资的基本原则,权力=义务,获得权力意味着承担义务和责任,官厂、皇庄,是要承担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的,但姚立言的投资,还是很有启发性的。
  
  因为姚立言的投资方法,符合工业化的基本逻辑。
  
  工业化的基本逻辑是集群化:大规模生产获得廉价商品,再通过廉价商品吸引更多的人一起进驻,进一步产生规模效应,获得更加廉价的原料,增加产量,获得更多的商品,最终形成集群效应,完成大规模自由雇佣的生产关系的建立,最终完成工业化。
  
  而姚立言所投资的所有工坊,不强调强人身依附,很多过去的掌柜、大把头出走自己办工坊,而姚立言非但不阻拦,甚至会提供帮助,甚至投资,因为更大的规模,意味着更多的利润。
  
  这是大明皇朝投资的时候,应该借鉴的地方,对大明朝廷而言,规模也更加重要,利润当然也要适当追求。
  
  “摆驾松江府吧。”朱翊钧在万历十三年七月十七日,踏上了前往松江府的路,这一次申时行随扈左右,他作为松江巡抚,因为浙江的事儿实在是太多,一直没有前往松江府。
  
  这中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,申时行是松江巡抚,代领的浙江巡抚,他已经代领很长时间了,希望朝廷派个人来,把浙抚一职拿走,这是应该的,本就是应急之下的安排。
  
  朱翊钧下章吏部询问,结果无人领受,也没有任何的推荐,晋党、浙党都没有推荐,甚至张居正也没有给皇帝提供任何备用人选,大家的意见出奇的一致,申时行既然能干,就让他继续干下去,就不换人了。
  
  浙江这地面,多少有点邪性,多少人浙抚在任上出事,各家各派,派出得力干将,万一折了是巨大损失还捞不到多少好处,派出平庸之辈,又是并封两头猪,左右为难,索性就让申时行干下去。
  
  申时行得知这个消息之后,欲哭无泪,他其实很想说,经过浙江九营的哗变,陛下的雷霆手段,浙江地面已经非常干净了,已经大破,之后便是大立,浙江这地方谁担任都不会有什么乱子了。
  
  阎士选则是欣喜若狂,因为申时行和吴善言不同,申时行有的选,他是天上人,有申时行在,通往南衙、通往苏州的驰道,通往宁波的运河,都会顺利很多,换个人来,再跟地方同流合污,驰道、运河修不好,他阎士选有几个脑袋能掉的?
  
  事实也是如此,申时行的行为清单里,没有和地方缙绅沆瀣一气的选择。
  
  朱翊钧的车驾晃晃悠悠的抵达了苏州,而后去太仓溜达了个圈,没有前往松江府府治华亭县,而是去了上海县,因为燕字号大酒楼开在了上海县,而不是华亭县,抵达上海县的时候,已经是八月了。
  
  因为地理原因,上海县逐渐成为了松江府的经济中心。
  
  本来,按照预计的计划,这个时候,大明皇帝就应该回北衙的路上了,因为在浙江耽误了时间,所以回京的时间,被推迟了一个月。
  
  “西班牙的情况,为何如此糟糕?”朱翊钧在上海县下榻之后,开始处理国事,上海县的消息总是比内地更多一些,而朱翊钧来到的时间非常不巧,正是上海县一天四次雨,台风跟吃饭一样准时的时候,所以,他只能看些松江府的塘报,打发时间。
  
  这些塘报的来源很复杂,有海防巡检们自己的搜索、有通过海商们口口相传、有亲自询问大帆船贸易水手、有大明环球贸易亲眼目睹,但这些消息都是相互印证,基本可以确定为真的消息。
  
  而大明需要对这些消息做出反应。
  
  费利佩二世的处境非常艰难,一方面是尼德兰地区的反叛,让费利佩的威信大跌,人心思动,费利佩急需一场大胜来巩固自己的地位。
  
  十分可惜的是,费利佩失败了,他组建了一个规模只有十条船,人数仅仅八百的远征军,从租借的波尔图港口出发,向英格兰地区进发,试探性的进攻。
  
  在舰队进入英格兰海域的时候,遭遇到了英格兰的海军,英勇的八百勇士打赢了英女王的军队,然后败给了大西洋狂暴的海浪,十条船回去了三条,虽然没有全军覆没,但损失格外惨重。
  
  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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