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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十二章 舆论

  第八十二章 舆论 (第1/2页)
  
  先秦圣贤孟子曾经曰过“无敌国外患者,国恒亡”。这是历代相传的名言,颠扑不破的真理。
  
  其实,论及于过去的史实,这句话还可引申为“内政修明而有敌国外患者,国必不亡!”、“内政不修而无敌国外患者,国恒亡”。
  
  内政不修的涵义极广,举实例说明之,如政出多门,机构庞冗,横征暴敛,法令滋彰,宠佞用事,民困无告,货币紊乱,盗贼横行,水旱为灾等等都是。
  
  而最普遍最传统的一个现象是官僚贪污。
  
  这种现象是“一以贯之”,上述种种实例都和它有“母子关系”,也可以说是贪污是因,这些实例是果。
  
  有了这些现象,才会有敌国外患,反之,如政治修明,则虽有敌国外患也不足为虑。
  
  贪污这一现象,若是细心研读过去每一朝代的历史,不禁令人很痛心地发现“无代无之”,竟然于史书同寿。
  
  上下几千年,政简刑清,官吏廉洁,生民乐业的时代简直是黄钟大吕之音,少得可怜。
  
  史家遇见这样的稀缺的时代,往往一唱三叹,低徊敬仰而不能自己。
  
  历朝历代的政治家们用尽了心力,想法子肃清贪污,树立廉洁的吏治,不外两种办法,第一种是厚禄,他们以为官吏之所以不顾廉耻,倒行逆施,主要原因是禄不足以养廉,若国家所给俸禄足够生活,则一般中人之资,受过道德教育的官员应该知道自爱。如再违法受赃,可以重法绳之。
  
  第二种是严刑,国家制定法令,犯法的立置刑章,为众人所唾弃之。
  
  前者如宋,后者如明,嗯,准确的说应该是明初。
  
  宋朝官俸最厚,给赐优裕,入仕的官员都能得到生活的保障,不必顾念身家,一心一意替国家做事。同时,宋律又有严刑重法,凡犯赃的官吏都杀无赦,太祖时代执法最严,朝堂内外官员犯赃者一定弃市。太宗时期也还能维持这法令,真宗时从轻改为杖流海岛。仁宗以后,姑息成风,吏治也日渐腐败,和初期的循良治行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  
  明朝和宋朝恰好相反,太祖洪武时期有惩于蒙元的覆败,用重刑治乱国,凡贪官污吏重则处死,轻则也会充军或罚做苦役,甚至立剥皮实草之刑,一时间,中外官吏无不重足屏息,奉公畏法。仁宣两代继以宽仁之治,一张一弛,倒也建设了几十年的清明政治。
  
  正统以后,情形便大不相同。原因是明代官俸本来不厚,洪武年代还可全支,后来便采用折色的办法,以俸米折钞,又以布折俸米,朝官每月实得不过一二石,外官厚者不过三石,薄的一石二石,其余都折钞布,钞价贬值到千分之二三,折算实收一个正七品的知县不过得钱一二百文。
  
  这种情况下,仰无以事父母,俯无以蓄妻子,除了贪污,更无别的法子可想。要知道,并不是所有官员都有海瑞那般“高尚”的节操。
  
  这种情况,明朝政府未尝不了解,却始终因循敷衍,不从根本解决,上下相蒙,贪污成为正常风气,时事也就不可问了。
  
  齐国太祖皇帝出身于海上莽盗,跟随舅父和兄长历经诸多苦难,终至汉洲立足,遂有齐国之始,再继兴起制霸南洋。
  
  然而,太祖皇帝之所以流落海上,沦为亡命盗寇,终其原因,乃为大明政治崩塌,使得官场贪污成行,以至于民不聊生,逼良为盗。
  
  此等官僚,互相援引,民苦贪残者宦称卓异,不但不为察典所黜,而且连连升擢。搜括聚敛,号为常例,宣之此举为朝觐为考课之用,上言之而不讳,下闻之而不惊,使得朝廷颁一法令,地方兴建事业,都成为官吏的利益之源。
  
  “以搜括所得经营升调,以官爵为性命,以钻刺为风俗,以贿赂为交际,以嘱托为当然,以循情为盛德,以请教为谦厚”。
  
  即使被铨司察黜,最多也不过罢官,即使被抚按弹劾,最多不过为民,反正良田大宅,歌儿舞女,不但自己受用,连子孙的基业也已打好,区区一官,倒也无足留恋。
  
  吏治的腐败,虽然不是甲申崩溃的主因,但绝对是崇祯自挂东南枝的重要前置条件之一。
  
  故而,齐国在太祖时期,对官员贪污之行径,实难容忍,行重典惩处,虽不至于像大明洪武皇帝那般动辄剥皮实草,大行杀戮,但亦甚严苛,不仅剥除官身,远配苦寒偏远之地,还会殃及后人(犯事官员后人不得为官府录用)。至于所贪赃所财,亦会追赃务尽,穷其亲族。
  
  太宗继位后,一切程规皆随太祖皇帝,继续维持重典治贪之法令,使得齐国在建国初期五十多年来,基本上保持了吏治清明的局面。
  
  其实,齐国在立基之初,因为汉洲荒僻,开创艰难,再加上人才匮乏,诸多官吏所操持事务极为繁杂沉重,为此,太祖皇帝许以厚俸,以资勉励。
  
  随着齐国的工业化迅速推进,经济高速发展,在很短的时间里,整个帝国便积聚了大量的财富,使得国内一片欣欣向荣,繁花似锦,而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薪俸也随之不断增长。
  
  以秦国访问官员的角度来看,齐国的官俸堪比前宋,让人闻之,无不嫉妒得发狂。
  
  “齐国京朝官员享有固定月俸,有春冬服,有职钱,有炭蔬车马之补,还有两餐之贴。……又有茶酒厨料之给,米面羊口之给,还有日常公用使钱,外调之薪。外官则别有应际车马之费,亦有役使之资。……即使小官书吏者,也应有茶汤之钱,给薪优渥。”
  
  然而,纵使这般,人性之私,也难掩其心,贪腐官员,亦会纵死揽财。
  
  至泰平年间,姑息犯事官员开始冒头,从严治吏,也出现松动,尤其是在近十年,贪腐之案频频发生,但惩治力度却渐显宽泛。
  
  两年前,郢州(今澳洲纽卡斯尔市)贪腐窝案被人捅破,引得朝堂内外极大震动。
  
  需知,郢州乃是帝国东南重镇,政治经济核心之所在,可不是什么偏远荒凉的海外领地。
  
  但就是这种天不高皇帝不远的地方,居然爆发一场波及整个府城的贪污大案,上至民政通判,下至属县经吏,统统被卷入其中。
  
  涉事官员不仅有世家大族出身的清贵子弟,还有各所知名大学堂毕业的“有为之士”,涉案的总金额也高达二十余万元,让人瞠目不已。
  
  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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